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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不依不饶地要将他的日本对手置于死地，麦克阿瑟将军给出了一种奇特而又有趣的辩解。在他看来，山下让军人这样一个职业蒙羞了。
当兵打仗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充满荣耀。其根植于人类最崇高的品质——也就是牺牲精神。这名军官……辜负了这一不容改变的标准；他愧对自己的军队、国家，也有负于他的敌人和全人类；他彻彻底底违背了作为军人的信仰。正如庭审所显示的那样，由此产生的过错是军人职业的污点，玷污了文明，并且留下了一段屈辱而可耻的回忆，永远都无法磨灭。
麦克阿瑟以他汪洋恣意的文采，道出了同时代人的普遍情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以及他们的帮凶，不只是为了恢复法治，还为了重塑“文明”。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上，检察官也操持相同的论调。将文明和“军人信仰”等同起来，是典型的麦克阿瑟式思路。另一方面，对于曾在外族占领下忍辱负重的国家，通过审判抹去“屈辱可耻的回忆”变得十分重要。也许麦克阿瑟说话时脑子里想的是菲律宾，但这段回忆好似无处不在的影子，投射在所有因勾结占领者而受审的国家领导人身上，纵使他们都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基于光明正大的理由。
皮埃尔·拉瓦尔在两届维希政府中均担任过最高部长职务，安东·米塞特（Anton Mussert）则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领袖”，两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自认为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殚精竭虑为国家尽忠的爱国者。1945年秋冬，经过简短的审判，他们被判犯有叛国罪，面对行刑者时，两人大义凛然，觉得自身死得像个烈士，有朝一日定会得到，沉冤昭雪，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被追认为国家的救星。两人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们一命呜呼时都是各自国家里最被唾弃的人。比他们凶残和恶劣的人大有人在。拉瓦尔和米塞特都不崇尚暴力。相反，拉瓦尔在一战期间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对军事行动素来嗤之以鼻，据称，哪怕是保家卫国的战斗也不例外。他生来就是个绥靖主义者，对自己的谈判能力十分自信，哪怕对手是魔鬼，他也一样有信心打败对方。正如他和自己律师所说的那样：“通敌对我而言意味着谈判。”实际上，当需要捍卫部分同胞的利益时，两人偶尔跟德国人唱过对台戏，虽然经常无果而终。尽管如此，他们几乎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这点解释了他们的判决结果为何早在意料之中。
同山下奉文一样，拉瓦尔和米塞特都是相貌平平之辈，这点显然对他们不利。米塞特身材矮胖，圆脸，穿着自己法西斯政党的黑制服和皮大衣，总是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相。拉瓦尔则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脚蹬皮靴、身穿制服的煽动家，而是职业政客，身上的行头总是条纹西裤搭配白色领带。他的气质有点类似卖问题产品的无良商贩：个子不高，肤色很深，头发油腻，眼睛半开半闭，嘴里总是叼着根香烟，把畸形的牙齿和浓密的八字胡熏得焦黄。米塞特职业生涯起步时干的是工程师（他设计过高速公路等项目），拉瓦尔则是律师。相比较，拉瓦尔在仕途上终究略胜一筹。战前，他两次担任过法国政府的总理，1931年还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上榜理由是“冷静、威严、人气高”，为法国平稳度过大萧条保驾护航。1930年代末，米塞特多少已经算是许多荷兰人眼里的谐星了；他总是一袭黑衣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这不太符合荷兰人的做派。
两个人都不希望看到德国入侵自己的祖国，他们毕竟都是民族主义者。其实，在有关拉瓦尔的年度人物特稿里，《时代》杂志还赞扬了他强硬的对德立场。1935年，他曾同英意两国制定了一份制止德国重新武装的协定，虽然协议很短命，但只要能避免重燃战火，怎么做都行。然而，等到战争真的爆发了，米塞特和拉瓦尔却都将德国占领看成是机遇，似乎他们的大好时光终于来临了。米塞特对新欧洲有自己的设想，其应该由“日耳曼民族”主导，领袖自然是希特勒，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的荷兰应享有一定自主权，领导人是米塞特自己。拉瓦尔对法西斯主义理想并不感冒，但在经历了193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后，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在艰难时世中的救世主。只要把贝当元帅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推举为名义首脑，拉瓦尔就能放开手脚，为法国争取最好的局面。不止如此：他也相信建设新欧洲的可能性，在新秩序下，法国会成为德国的主要盟友，为清除欧洲大陆两大当代毒瘤出力：盎格鲁——犹太资本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此，他曾于1942年作过电台讲话：“我渴望德国获胜，因为不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明天就会遍地开花”。这些话三年后会让他付出代价。
战前，没有证据显示米塞特和拉瓦尔对犹太人有什么私仇。米塞特的知心朋友很少，而其中一个就是犹太人。1930年代时，他甚至还鼓励犹太人加入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看来，既有“好的犹太人”，也有“坏的犹太人”。坏的那些拒绝追随他，或批评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犹太人“不算荷兰人”。不幸的是，米塞特的德国同道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严格得多，这也成了横亘在他和德国党卫队之间的若干分歧之一。1940年，他被迫开除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里仅剩的几位犹太成员。对此，米塞特曾表达过深切的悔意。到底多后悔则有待商榷，因为他在1938年时拿出过一份详细的方案，计划将欧洲犹太人迁往荷属、法属和英属圭亚那。但希姆莱和希特勒对这份计划都不感兴趣。（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想法没有档案记载。）另外，米塞特对于用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财产养肥自己和亲友这点也并未显示出良心上的歉疚。
拉瓦尔从不赞同法国极右翼强烈的反犹主义。他和米塞特一样，也有犹太朋友，和犹太同事密切共事过。然而，1940年，维希法国在并未受到德国方面的压力下，出台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犹太人法案》（statut des juifs），当时的国务部长正是拉瓦尔。他后来曾试图搭救法国出生的犹太人，使他们免遭驱逐，但这么做的代价是把几万名出生在国外的犹太人送进了第三帝国的虎口。这其中就包括已经归化、但在战时被剥夺国籍的法国公民。
通过勾结外敌，将自己树立为救世主，类似米塞特和拉瓦尔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径直走进了德国人为他们所设的陷阱。米塞特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妄想和自负，拉瓦尔则是因为道德麻木，而且太过高估了自己的小聪明。两人都没意识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法国和荷兰成为新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德国人全面主导欧洲的计划很不合拍。只要这些“爱国贼”为德国不得人心甚至是罪恶的行径充当挡箭牌，他们对德国人就有利用价值。渐渐地，两人屈从了，有时很不情愿，有时则满不在乎。米塞特还把他的冲锋队并入德国党卫队，宣誓效忠希特勒。在他朦胧的想象中，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元首，更是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元首。拉瓦尔通敌的方式分两种，为了换取部分法国战俘获释，他把法国工人调拨给德国工业界供其差遣；他还建立了一支民兵部队，用来对付法国游击队，并将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推向死亡。1942年7月，还是拉瓦尔，而非德国人，坚持要把犹太儿童连同他们的家长一起驱逐至波兰，此举名义上是为了不拆散家庭。
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两人既得不到德国人的信任和青睐——他们被看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被自己的同胞所仇视，因为他们象征着外族占领最可耻和阴暗的一面。就连各自国内最亲德的纳粹分子，那些兴高采烈为希特勒帝国效劳的人，对他俩也是恨得牙痒痒。既然很少有人站在米塞特和拉瓦尔这边，解放后他们就成了绝佳的审判和惩罚对象。抓两个通敌卖国的代表人物树立典型，这让千百万没勇气挺身而出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了些。
贝当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岁数和声望救了他一命。戴高乐本不打算审判他，将军更希望让老头儿继续在瑞士流亡。但贝当自己要求受审。如果说这点已经让人脸上挂不住的话，那么法国人肯定下不了手枪毙这位凡尔登战役的英雄。于是，贝当改而被判流放。从一定意义上讲，拉瓦尔是做了他的替死鬼。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法国童谣这么唱来着：“贝当，去睡觉/拉瓦尔，上刑台/戴高乐，干起来”。十多年前曾热情洋溢地赞赏过拉瓦尔的《时代》杂志如今写道：
上星期，皮埃尔·拉瓦尔接受了审判。在老元帅贝当受审、被判死刑，最后减刑至终身监禁的案子中，每个法国人心里都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但拉瓦尔却没有正真获得人们哪怕一丁点的怜悯。处死皮埃尔·拉瓦尔本是件不得不干的杂活，可也是一次让人兴奋的复仇。他把审判变成了可耻的闹剧。
这么说略微显得有失公允。没错，审判是一场闹剧，但拉瓦尔并非罪魁祸首。戴高乐并不热衷清算和审判这档子事，但正如童谣所唱的那样，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希望这项工作尽快结束。围绕战后宪法的全民公投定在10月21日，所以拉瓦尔案的判决结果必须在这之前下达。拉瓦尔坐在监狱牢房里，每天抽掉五包美国香烟，胸中愤愤不平，因为他拿不到为自己辩护而精心准备的材料。他曾在德国短暂避难，后被人用飞机送回法国。人们从他的行李箱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很能反映出他内心的苦闷：“这可真是对奇怪的矛盾。我的施政和作为本应为我赢得祖国的认可，可如今，我却不得不在法庭上自证清白。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德占期那段艰难岁月里，我很清楚自己履行了职责。”
米塞特一直以来都是个妄想狂，被关在荷兰北海沿岸的监狱里时，他又做起了黄粱美梦：他设计了一艘巨型潜艇。在他看来，美国人肯定会充分的利用这一发明，他因此期待自己被送去美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米塞特一直在学英语，但这一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
拉瓦尔案的审判存在若干污点，其中一点被告本人也迅速指出过，即审判他的法官和检察官自己也在维希政权里当过差，也宣誓过效忠贝当。总检察长安德烈·莫尔奈（André Mornet）甚至还是撤销犹太人国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陪审团中既有国会议员，也有抵抗运动战士。
雅克·夏庞蒂埃（Jacques Charpentier）是巴黎律师协会主席，他从本案当中读出了几分西班牙斗牛仪式性杀戮的味道。他回忆道：“陪审团成员就像跳进斗牛场里的安达卢西亚顽童，他们用言语侮辱被告，搅乱庭审的进行。法庭未经聆讯，就对他进行判决……正像人们救活罗伯斯庇尔，就为了把他送上断头台一样，死去的拉瓦尔被救活，就为了让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卖国贼扔给狮群一样的人群。”
审判在拉瓦尔抗议法官偏见的一刻达到了高潮：“你们无权判我有罪！”他一边喊，一边用刻有总统抬头的公文包猛砸台面：“你们可以整死我，但你们无权诽谤我！”这时，一名陪审员厉声大喝：“闭嘴，卖国贼！”愤怒的拉瓦尔接着申辩自己是个爱国的法国人，但被陪审员们骂了回去，骂他是“畜生”（salaud），该让行刑队赏他“十二颗子弹”。拉瓦尔最后说道，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做“司法罪行”的“帮凶”。当有陪审员叫到“他永远也不会悔改！”时，拉瓦尔同样坦荡而坚定地回答：“没错，我永远也不会悔改。”
米塞特的审判在位于海牙的王宫内进行，他的下场要体面一些，但结果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检察官扎耶尔（J. Zaaijer）在开庭后的第一句陈词就是：“就算不进行审判，我们也已经知道了米塞特应被判什么罪。”以这样一种有罪推定的方式拉开审判序幕，十分不合常理。米塞特请的辩护律师维克赫尔德·比斯登（Wijckerheld Bisdom）很有辩才，他日后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道，在战后早期，社会舆论存在共识：“谈到最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首当其冲的当属米塞特，他被看作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核心。这些人难逃一死。”主导审判的是公众情绪；法律只是在回应街谈巷议。
对于针对他的卖国罪起诉，米塞特用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讲加以驳斥。他激动地挥舞手臂，似乎自己仍在对着参加集会的党员讲话。他宣称自己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把国家的统治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相反，他的理想一直就是借着高奏凯歌的德国改变欧洲秩序这一契机，建立一个能保障荷兰人利益的荷兰政府。协助德国人的千秋大业是“把亚洲人赶在欧洲大门外”的重中之重，他辩解道。沉浸在自己慷慨陈词中的米塞特忘乎所以，居然管法庭叫“我忠实的追随者们”，这句话在本来十分肃穆的庭审中激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处决这位原荷兰纳粹头子的过程也比拉瓦尔更庄重些。他被人带到海牙郊外的沙丘边，这里曾是德国人枪毙许多荷兰游击队员的地方。米塞特被绑在一根简易行刑柱上，一位新教牧师为他作临刑祷告，他对自己没法和牧师握手表示歉意。12名行刑者举起步枪，瞄准米塞特。他死了。
拉瓦尔担心了好一阵子，生怕子弹打到脸上导致毁容。律师让他放心，说现如今执行死刑都很干净利落。这之后，他曾尝试自杀，但是搞砸了，因为吞下的一粒氰化物胶囊放置时间太久，药性不足，没法让人速死，他又被救了回来。就在走路还一瘸一拐时，拉瓦尔被带到监狱大墙旁的刑场上。他穿着黑西装，扎着惯常的白领带，脖子里围着象征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围巾。他坚持要律师到场，因为“想在临死前再看一眼诸位”。他的临终遗言是“法国万岁！”（Vive la France!）紧接着，枪声响了，他一头倒向右侧。接下来，一名中士做了件拉瓦尔最害怕的事。他朝尸体补了一枪，确保他已经死透了。但就是这一枪让拉瓦尔的脸开了花。一位在场的年轻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人们朝刑柱奔去，捡起被子弹打碎了的木头。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浸泡鲜血的木片。”
管米塞特或拉瓦尔叫替罪羊并不准确。毫无疑问，他们曾为敌人提供帮助，选择同纳粹占领者合作，因此是有罪之人。而且对他们的审判满足了这么做的最大的目的。以米塞特为例，这是为避免荷兰出现“狂野”报复，类似的报复在法国导致许多人丧命。对他的草率审判——过于草率了——也成为荷兰当局放过许多次要人物的口实，这些人让本来就已拥挤不堪的监狱和牢房更加捉襟见肘。米塞特和拉瓦尔虽不得善终，但这弘扬了正义；显示出战后政府尽到了责任。同米塞特一样，拉瓦尔的末日有助于抑制人们报仇雪恨的冲动，开启国家重建的进程。
但如果说这些审判实现了《欧墨尼得斯》中雅典娜的目标，即遏制对复仇的渴望，那么审判的速度之快、意料之中的结局以及存在严重缺陷的程序——最后一点在拉瓦尔一案中尤其明显——让以正当法律进程为归依的审判变得不那么让人心悦诚服。拿一位观察家也许言过其实的结论来看：“拉瓦尔案的审判不可饶恕，因为它让法国人生出了对法国司法体系现状的怀疑……如今危害已造成。法国的司法正义丧失了公信力。拉瓦尔赢得了最后一轮对决，为这一个国家道德沦丧的进程画上了句号。”
1945年，有些人主张，如果彻底舍弃法律的细枝末节，索性一枪毙了罪大恶极之徒，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法律的追求。时任美国外交官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是制定欧洲政策的积极参与者，他在回忆录里流露出了对审判战犯的厌烦之情。他表示，以纳粹领袖为例，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如果还让他们活着，一点好处不会有。他写道：“我个人觉得，倘若盟军指挥官下达过长效指令，规定任何战犯若落到盟军手里，在身份得到确认后，应毫不拖延地就地处决的话，这绝对是上上策。”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别人。比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Hull）就告诉过他的英国和苏联同事，说他最好能“逮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他们的几个主要帮凶，把他们拖到临时军事法庭前。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保证会发生历史性大事件”。这里顺便说一句，赫尔是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战争期间，英国外交部曾散发过一份备忘录，表达了对战后审判诸如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的反对，理由是他们的“罪行太过黑暗”，已经“凌驾于司法程序的范畴之外”。丘吉尔也抱有相同看法，觉得最好“把他们排成一行，然后枪毙”。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如果事先知道结局只可能有一种，那么再来审判嫌犯，特别是和双手血债累累的苏联法官一起审，对法治只能是弊大于利。尽管丘吉尔对举行审判很排斥，但苏联人坚持为之。甚至在纽伦堡审判尚未开始前，他们致祝酒词时就说但愿德国领导人都被判死刑，着实把盟军的法官吓了一跳。
有意思的是，1945年的德国人也许更在意判不判死刑。在造访汉堡期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被告知，多数德国人认为对犯下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暴行的男男女女进行审判仅仅是政治宣传罢了：“这些德国人说，如果被告真的有罪，而且如果我们确信他们有罪，干吗不迅速给这事来个了断，直截了当判他们死罪呢？”
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了希姆莱所犯罪行的极端性，这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时的法律真的适用于性质远比常规战争罪骇人的罪行么？对于纳粹基于意识形态原因妄图灭绝整个民族的计划，世人也许尚未充分了解其规模和恶劣性。当时还没人用“大屠杀”这个词。但是盟军见识得够多了，明白他们处理的是过去闻所未闻的事件。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影响在其开庭前就已经十分清晰了。
只有苏军真正见过纳粹留在波兰的死亡营遗址。但是就算这样，他们的西方盟友也对在譬如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等集中营见到的惨象震惊不已。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参观了隶属布痕瓦尔德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集中营。就在前不久，党卫队撤离了这座毗邻魏玛市的集中营。地上遍布尸体，就像摔坏的洋娃娃一样。尸体中间还躺着没咽气的囚犯，他们虚弱得站不起来。由于时间紧张，党卫队没能火化所有尸体。《扬基人》的记者写道：“因为天冷，所以尸体没腐烂，也就没什么臭气。这样你才能走上前，凑近了进行全方位检查。”这个叫索尔·莱维特中士（Saul Levitt）的记者还写道：“血液在尸体附近的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就像红色泥巴糊成的煎饼。”
艾森豪威尔给他太太玛米寄了封信，信里写道：“我从未想到，世界上还能有如此残暴、野蛮和的事情。”他想让美国军人都目睹这一幕幕惨象，这样他们就会明白自己为何而战。他还想让记者参观集中营，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惺惺作态，说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是为了宣传而虚构的。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和英国国会议员都被请去参观集中营。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要让一切都被记录下来——成堆腐烂的尸体，焚尸炉和刑讯室——理由是这些事物“超出了美国人的理解能力”。丘吉尔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收到过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魏玛的发现，远超于了以往揭露过的任何暴行。”
德国当地人被逼着穿过集中营，他们有的用手帕捏住鼻子，有的眼睛不敢斜视，还有的在填埋发黑尸体的土坑旁呕吐不止。不光德国人如此，盟国城市里的人们也被要求了解德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么做有时并不受欢迎。在伦敦，“没办法忍受暴行纪录片”的影院观众试图逃离莱切斯特广场剧院，但被把门的英国兵拦住了。据《每日镜报》报道：“全英国的人都在逃离电影院。在许多地方，士兵命令他们退回去接着看。”一名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许多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电影提供了证据。所有人都有义务知道发生了什么。”
或者，拿伦敦《》的话来说：“文明世界应该与坚持怀疑这些暴行，因而无动于衷的最后借口一刀两断。这种决裂对文明本身至关重要。”这一看法深得艾森豪威尔的赞同。认识到人类作恶的能力能引导其余人向善；了解人性最坏的一面是一种文明教化的过程。这两点认识是后来进行战争罪审判的主要动机之一。
发生在奥尔德鲁夫的惨剧跟波兰的死亡工厂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当时这点并未得到世人的充分认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一些新闻报道称德国集中营为“死亡营”。对于许多类似集中营内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犹太人这点，彼时的新闻报道鲜有强调。但出于文明存续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要想记录发生的惨剧，并给德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上一堂道德教育课，一种办法是拓宽战争罪审判的外延。6月2日，艾森豪威尔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暴行的责任人提起公诉。
事实上，第一起就集中营进行的审判就发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内，经办该案的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这起审判能够说是对1945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的预先彩排，其显示出对纳粹罪行套用现行法律和司法程序是何其困难。几名被告包括丧心病狂的贝尔森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和集中营医生弗里茨·克莱因（FritzKlein），他们此前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也工作过。盟军决定，审判他们的罪名还应该加上这条。如此一来，除了草菅人命，任凭集中营里人满为患，并坐视饥肠辘辘的囚犯死于斑疹伤寒等疾病这条罪名外，还要算上热情参加种族灭绝的前科。各大报章的标题日复一日地刊登耸人听闻的大标题，诸如“但丁诗文里才有的景象”、“毒气室的目击者”、“几百万人被人害死”、“小姑娘被绞死”、“女孩被殴打致死”，就连一向以严肃著称的《》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有“贝尔森恶魔”之称的克拉默和绰号“蛇蝎美人”或“奥斯维辛鬣狗”的22岁金发女看守伊尔玛·格雷泽（IrmaGrese）作为纳粹恐怖之屋的代名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这种大肆渲染的做法是不是真的有助于人们理解纳粹暴行有待商榷。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讲，震惊于个别“禽兽”和“恶魔”的恶行，其实是没看到本质，即他们背后的罪恶体制让他们的行为显得近乎稀松平常。对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Eichmann）一案，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曾著有一份报告，虽然其饱受批评，但在体制因素这点上的分析却鞭辟入里。当基于意识形态实施的大屠杀成为一项政府政策后，上至帝国党卫队头子，下至管理铁路运行计划的低级官僚，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那些“禽兽”只是比别人欠下了更多的血债而已。
跟许多审判一样，贝尔森审判一定要尽快完结；义愤填膺的公众别无他求。但是英国人以能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为荣，他们不能容许出现类似拉瓦尔案中让法律威严扫地的闹剧。问题就在于法律本身。任何一所英国军事法庭——譬如有这么一所，设在吕讷堡（Lüneburg）一栋19世纪建造的漂亮教学楼内——只能对被定义为“违反战争法则和手段”的战争罪行提起诉讼。
于是，律师们先是就法庭是否有权审判被告展开了漫长的司法较量，在这之后，几个目击证人讲述了他们经历过的可怕景象。来自波兰卢布林（Lublin）的索菲亚·利特文斯卡（Sophia Litwinska）是奥斯维辛和贝尔森集中营的生还者。她描述了1941年圣诞夜里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女囚被剥光身上的破衣服，被人从营房里赶了出来。在德国人的命令下，她们赤条条地站在刺骨的寒冷中，一直站到翌日圣诞节早上5点钟。随后，她们被一辆翻斗车载着，一股脑儿扔在了毒气室门口。
9月21日，来自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日后嫁给犹太复国主义舵手约瑟夫·罗森萨夫特的哈达萨·宾科博士，站到了一排3000瓦煤气灯下的证人席上。她在奥斯维辛失去了双亲、兄弟、丈夫和年仅6岁的儿子。作为一名医务勤杂工，她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挑选犯人，克拉默和克莱因医生都去参加了；医学实验；还有毒气室，在那里，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里的犹太人被勒令从事最可怕的工作：剪头发，搬运死尸，火化尸体；据《》报道，宾科告诉法庭，那些被选中送去毒气室的人，“地被人带走，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等了几天，直到卡车开来，把他们带去火葬场”。她接着说道，在毒气室里被毒死后，“死人被装上推车，沿着轨道离开毒气室，来到更衣室对面。有时，囚犯分遣队的人会被处决，然后找其他人来顶他们的位置。然而，大体上还是有可能留存一些记录的”。她回忆，集中营里的朋友们估算出共有400万名犹太人被“肉体消灭”。
宾科博士的朋友高估了死亡人数，但是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赤裸裸的事实被呈现在英国军事法庭上。辩方律师试图检验证人，看他们说话是不是前后一致，是否有记忆缺陷。克拉默的律师温伍德少校（Winwood）在形容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是“中欧犹太区渣滓”时，也许是在迎合当时仍很普遍的偏见，他后来为这一说法道歉，说自己“只是充当了被告的喉舌”。但很少有人会对所述暴行确实发生过这点存疑。然而，这是一个军事法庭，部分律师也只会用军事思维来考虑问题。温伍德少校把他的当事人比作一位“军团司令，下辖地区是个监狱，命令都来自军团司令部”。党卫队上尉克拉默不过是一名奉命行事的普通士兵，没有证据显示他曾“蓄意”要“虐待囚犯”。
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A. Smith）上校在战前是伦敦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他被被告选中作无罪辩护。发生在集中营内的事情“和战争丝毫没有关系”，因此以暴行的发生地和时间点来看，根本不能被认为是犯罪。毕竟，据他称，希姆莱作为警察头子有资格下命令，“并因此具有法律效力”。
这些辩词没能救克拉默、格雷泽或克莱因博士一命，三人最后都被判处绞刑。但我们至少能从贝尔森审判中总结出两件事情。世人也许还未完全弄明白死亡营和集中营之间的区别，也不知道在毒气室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前，东欧已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但在1945年，只要一个人看报，就必须要知道纳粹的杀人机器具有系统性。这使得蓄意“虐待”这样的辞令听起来十分麻木不仁。喜欢掉书袋的史密斯教授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关于战争罪的现有法律和公约已经不足以处置纳粹大屠杀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罪行了。这为史上最轰动的战争罪审判奠定了基础。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拉开了序幕。就在四天前，贝尔森的“禽兽们”被判处死刑。